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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揽胜之淮军文化

中国肥西门户网站发布日期:2018-10-10 14:41来源:肥西县人民政府 【字体:  

淮军的起源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革最激烈,色彩最斑谰的,是19世纪的下半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如李鸿章所言,面临着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个人命运的轨迹,也因此而迭宕多变。

    1862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支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速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太平军和捻军的兴起,为李鸿章崛起于帝国政治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创建的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由军事集团转化为政治集团,开始在清朝政治中举足轻重。

    淮军将领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顺应历史潮流,有了进步的一面。而太平天国长达18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却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历史给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机遇,最后一次失去了。

淮系集团的发展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根据清代制度和惯例,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然而,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朝廷已派遣不出领兵大将,而国家正规军又不足依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裁撤,但仍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崛出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即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李鸿章和淮军影响的继续。

淮军文化

    要讲淮军文化,首先要提到的应该是湘军,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李鸿章的淮军,便是由曾国藩建议朝廷授权筹建,名为策应,实则也是曾国藩自保之策。曾国藩终究是个儒将,他不可能会取君位以代之(当然,如前所说,由于清廷也早有防范,所以便要造反也难成事。此所以在围天京时,朝廷依然敢严斥曾国荃用兵力。盖其背后四周都有清兵精锐,名为支援,实则督战)。另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筹建淮军时,曾国藩曾派出三千精锐湘勇,以作为淮军之骨干。也可以看出其战力了。

    淮军的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可以说淮军的渊源便是湘军。

    淮军与湘军的联系在于:由汉人指挥且由汉人组成,不受满蒙大员节制;配备现代火器基本由步兵构成。这完全违背了清朝的祖制,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掌握了军权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掌握了清朝的政权。

    淮军与湘军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学术与政治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其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李翰章、左宗堂、郭嵩涛、刘蓉等;后者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和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在清末,乡土观念中添加了官场基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李鸿章出于曾国藩湘军幕府,所建淮军,所成淮系,主要的士兵来源、将领幕府也都以皖籍为主。甚至淮军中的9大将领有7人都是合肥人,与李鸿章为同乡。因此淮军中有一种乡土观念的凝聚力。

    这就形成了淮军中的另一个特点:家长式统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

    同时这也使淮军带有了一定的私军色彩。

    在淮军诞生的安徽,封建宗族势力是安徽人物群形成的重要支点。这在淮军中也十分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数千年,安徽是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中大宗小族分片集中居住,血缘关系亲密,小城镇也有封建性的行会、帮会。宗法势力是历代统治阶级既要利用又非常疑惧的力量。这些宗族群体往往有土堡、土围,有自己的武装、监狱、公堂,有自己的家庙、祠堂。在这样的情况下淮军无论从任人到运作,都与宗族派系有密切联系。这就使其在选拔人才时,不再像湘军那样,以儒生来领农民,而是广收杂揽了。正如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此外,李鸿章首先聘用洋人,为其服务。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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